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期（上）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30日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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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通过军阀混战，在南京建立了官僚独裁政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压迫人民群众。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由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国山革命武装斗争，已经在中国土地上点燃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在这个期间，邓演达在欧亚各国为中国革命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实地考察之后，于一九三○年五月秘密回到上海。
邓演达到达上海后，即着手起草并主持讨论党的政治纲领，同大家探讨建立党的中央机构等问题。同时也找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谈判，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在未被理睬之后，他说：“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侯，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要着意于未来的合作。”
在讨论党的政治纲领过程中，争论较多的，首先是党的名称问题。大家各有各的主张，意见纷纭，莫衷一是。邓演达认为，党的名称，要么是革命的国民党，要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但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熟悉，他说：“现在，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孙中山的主张毫未实现，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而且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为量；尤其是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多年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家的反动统治，这是可以大加利用的。所以，国民党这块旧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多数同意沿用《莫斯科宣言》中所用过的名称，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说明待将来取得政权后，还可以更改。其次是土地政策问题。有些人认为，由国家发行公债收买土地转给农民，这对地主是妥协，对农民也不是革命的办法。而且将来偿还公债的责任，终究还要落到农民身上，也不符合农民的利益。农民要求土地，其实包含着极复杂的关系，牵涉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要革命就要彻底。邓演达说，这些问题我也了解。但我们现时应当考虑的是，一方面，要实行中国革命首先要唤起民众，特别要唤起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这就必须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且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反蒋是当务之急，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又须从军事上着手，要联络反蒋的现役军人；而且革命的支要动力固然是农民，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为其骨干。困此，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运动开始就会遇到一个极严重的矛盾：参加反蒋的现役军人和知识分子中，很多和土地有牵连，实行耕者有其田立即与他们发生利害的冲突；小资产阶级也多与土地私有发生联系，对士地农有同样会引起对立的情绪。所以，发行为期五十年的土地公债，收购地主的土地，是便于减少阻力，早日取得政权。要知道，五十年是半个世纪，时间很长，况且待革命政权建立并稳定之后，还可由国民会议重新改订土地法，或者废除土地公债。此外，还讨论了对外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社会政策等问题。
建党诸事初定之后，一九三○年八月九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二九○号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季方、郑太朴、丘哲等三十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从午后七时开到十时，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九月一日在《革命行动》创刊号上正式发表前，经中央各部门联席会议决议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邓演达、黄琪翔、彭泽民（在香港，未出席）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丘哲、郭冠杰、王枕心、谢树英、丘学训、萧秉章、江董琴、杨逸集、李毓九、陈豹隐、万灿、丘萼华、杨树松、潘震亚、詹显哲、邹兰甫二十五名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宣布了中央机关各部门的名称和人选：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郑太朴，宣传委员会主席委员章伯钧，设计（后改军事）委员会主席委员黄琪翔，民运（掌管工运、农运、青运、商运工作）委员会主席委员李世璋，总务委员会主席委员季方，侨务委员会主席委员彭泽民。（八月下旬增设训练委员会，邓演达兼主席委员。）
八月十日，中央干部会发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的第一号《通告》。中央秘密机关设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一五九号。
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纲领》，首先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不能向前发展的障碍。指出中国革命的三种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和反动的资本阶级，要由大多数的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纲领》认为，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也就是我们所代表的人们。这个广大的平民群众要求解放所夺取得的政权，必须掌握在平民群众手里，这就叫平民政权。这个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斗争同盟，并借参与政权的比重，保障这个重心。平民政权的组织，必须以有组织的职业团体(如工会、农会等)和准职业团体（如学生、妇女、士兵等的组织）选派代表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其比例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应占百分之六十。反对欧美的三权分立，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
《纲领》的外交政策提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政治联盟者。
《纲领》规定：耕者有其田是达到土地国有的过渡办法。目前阶段如果立刻普遍实行土地国有，则不但引起农民的反感，妨碍革命的进行，而且必然的因为生产技术落后的缘故，管理和经营均发生困难。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要特点是：（一）不耕作者不能有土地；（二）国家以全国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按规定价格将私有和国家意外的公共团体所有土地收买归为国有；（三）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及其他反革命集团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四）收归国有的土地，按土地分配原则分配给耕作的农民，但只限于使用权与收益权。
《纲领》的经济政策规定，紧接现阶段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由现阶段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的经济结构。其本质主要在：一是“集中”。平民群众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国家政权，把一切大产业、关键产业，特别是带有独占性的产业由国家经营，并运用由国家集中的资力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二是“干涉”。为促进全国产业的发展，适应广大群众的消费需要，允许经营中小规模的私人企业，但国家要利用集中的金融机关与财政政策以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势力的膨胀，并使其逐渐社会化。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绝对的取消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特权和收回其经济基础，同时设置国家特许的租营制度，在产业落后、资本贫乏、技术落后的中国，利用外国专家以开发各种产业，组织各种产业。
《纲钡》还对社会政策、文化政策作出了规定。主张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救济社会上现存的弊病，消除士大夫阶级，解放大多数平民群众，普及政治教育，举办职业教育，确定教育经费，改良教师待遇，教育只由国家监督，不由国家包办，等等。
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在组织方面，要求“团结真正的革命残部，吸收新进的革命分子”，“从斗争中去建全扩大组织”。成员“要以工农分子为主体。但在第一阶段，则不能不以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为重心。”按照上述的组织路线、方针和原则，地方组织初期分为两类。一是在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经过整顿的“行动委员会”，一是新建立的“筹备委员会”。其分布情况如下：（一）中央区。包括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五个省市组织；（二）北方区。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西安、兰州、绥远、察哈尔九个省市组织；（三）南方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六省和香港组织。成员总数近二千人，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以高等院校作为发展组织和开展活动的据点。此外，还有一部分军政人员和少数工农。
在宣传方面，邓演达认为，中国工农业都很落后，必须唤起广大民众。因而把宣传工作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央机关创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和《行动日报》，大量登载有关阐明政治主张、评论时局以及其他反帝反封建反蒋的稳扎个，异军突起，颇受欢迎，发行量日增，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映像。各地区也分别办有地方刊物，因地制宜，进行宣传。当时，临时行动委员会对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和罪恶行径，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放松对他们进行揭露与抨击。例如对“北方政府”和“北方扩大会议”，南京的“国民会议”，“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等等，都及时地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宣言和文章，充分表现了自己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产生了较好的影。（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