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期（下）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30日 15:46
分享：
临时行动委员会还十分强调民众运动对革命的重大意义，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认定民众是革命的社会基础。是革命的政治出发点，是革命前途的保障者。当时的民运工作，是与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规定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利用或打进现有的各种民众组织，特别是工会和学生会；一方面要依现实环境之许可，设立各种社团，以党为中心保持稳团河严密的结合。根据中央的规定，在中央区，上海以中华革命党时期的“现代青年社”为中心，在一些大学建立了青年小组，组织和联系了大批青年学生，开展爱国反蒋活动。同时在码头工人和黄包车工人中，也开展了工作。江苏在沿京沪线一带开展了农民工作和在一些县的职业团体中进行了群众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北方区，北平的民运工作，成绩最为突出，直接间接掌握了大中学校十二所，成立了“中国青年文化协会”、“妇女生活促进会”，“九·一八”以后又成立了“抗日反蒋同志会”、“中华抗日同盟会”，联系了大量的青年学生，为反蒋抗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打入到人力车工人组织和铁路工人组织，作了大量工作。天津和山东的民运工作是以青年工作为主，“九·一八”以后，均参与策动和领导了青年学生“赴京请愿团”，向蒋介石递交了“出兵抗日，收复东北三省”的十大要求。在南方区，江西南昌的一些学校组织和联系了大批青年，几次掀起了群众性的“反复古”学潮。在香港组织了海员数百人，成立了海员协会，他们中的骨干分子，为沿海各省市组织传递党内文件和报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军事工作，临时行动委员会把它看作是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的首要工作。在“一干会议”上，邓演达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他在军事上的指导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是：（一）坚持武装斗争。认为反动统治阶级是由头到脚都被长枪、迫击炮包裹着，中国的革命斗争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开展起来。革命一开始就必须进行革命民众本身的武装组织，以准备反抗反革命武装及消灭反革命武装。（二）反对军事投机。认为反蒋的新旧军阀失败后，我们为了推翻南京统治，这些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可以利用决不可以依靠，因为旧式军人本来就不认识革命。要明白，在政治上有机会的时候，不独我们会做军事投机，同时军人也会做政治投机。因此军事投机是不可靠的。（三）军事运动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指出革命运动中，武力固然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然而革命的基本力量，则仍在民众。倘若民众没有充分具备革命的条件，那么军事运动始终与革命无关，有时且增加了革命的阻力，你想利用枪杆子，结果反被枪杆子所利用。农工及青年群众的本身组织的扩大和深入，具有农工平民意识的青年军官能自觉地接受革命的任务，这两种力量是决定中国革命复兴运动的基本条件。（四）军事必须服从政治。认为军事运动是和整个党的运动有连带关系，军事运动必须听从党的指挥，不能超过党的发展而发展。北伐战争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党的组织不建全，以致被反动派篡夺了革命果实。（五）开展革命军事运动，在实际工作中要分个方面进行。一方面要建立平民群众本身的军队，一方面要搞垮蒋介石的军队。按照以上思想，邓演达拟订了《军事运动方针》。规定了对现役和非现役军人，对黄埔学生，对保定和各省讲武堂学生，对各军和各军事教育机关，以及对土匪等的具体作法。按照这个方针，一方面在国民党的军队申开展了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特别是陈诚和邓宝跚等，还先后参加了党的组织另方面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十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六千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一部分会员都参加了党的组织，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的控制，在蒋的心窝里插上了一刀。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临时行动委员会在组织上和军事上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反蒋的各方力量也都跃跃欲试，咸望临时行动委员会首先发难。在这种形势下，革命起义的时机是否成熟？中央负责人就起义的条件、时间和地点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意见不尽一致。最后邓演达认为：“革命总是有危险的，我们纵能等待，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不能再等待了。我们起义之后，估计可以站稳脚跟，形成割据，然后争取逐步发展。如果失败，则将部队拉上山去，进行武装斗争。到时候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虽然难免会有些条件上的困难，毕竟是可以谅解的。”八月间，起义的一般准备渐次就绪，决定邓演达担任起义总指挥，由他带领数名得力干部去江西指挥陈诚的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同时对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所有建立了联系的部队，也分别派定联络员通知他们一齐响应。孰料决定之后未及三日，邓演达赴赣领导起义尚未成行，便不幸在上海被捕了。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下午，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二十号对干部训练班学员讲课，因叛徒陈敬斋直接向蒋介石写信告密而被捕，当天在上海同案被捕者，先后共达四十余人。二十一日邓演达被解到南京，蒋介石三番五次派人对他诱迫兼施，并一再亲临诱降，均被邓严词痛斥，未为所动。其高风亮节，直逼得敌人恼羞成怒。因此，蒋介石在被迫下野之前，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夜秘密将他杀害。邓演达殉国，对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中国革命也是一大损失。但是他的革命精神，却一直感召着他的战友和后来者，在艰苦曲折的革命道路上，不屈不挠地继续前进。
邓演达被捕以后，党内领导顿失核心，中央机关陷于瘫痪。很多干部遭到迫害，地方组织大多瓦解。这是临时行动委员会最艰难的时刻。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经中央一些负责人商定，党务暂由黄琪翔负责，局面渐次安定，逐步恢复活动。首先是有重点地整顿组织，主要是改组上海组织，加强北方组织，重建南方组织。以上海、北平、广州为中心，开展了全党性的悼邓反蒋活动，借以重新团结同志，集结力量。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面临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残杀的卖国残民政策，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颁布了倒蒋抗日的十条行动纲领。并接连发出训令，要求全党“着重在工人和青年中加紧工作，建立中心组织，发动强烈的实际的斗争行动”，“负起领导全国广大的农工平民大众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以抗日救国的责任”。在《政治通告》中还指出：“在红军屡次胜利和外患日亟当中，各种反蒋势力亦只有随时增加，以至最后一切反蒋派别势必在共同目标下面形成反蒋的大联合。我们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尽力充实主观的力量，应当在反日反一切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发挥民族革命的作用，同时在反一切反动势力的斗争里面加紧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一月，日军侵犯上海，何应钦压制抗日。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黄琪翔力促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并组织成员成立义勇团，参加“一·二八”凇沪抗战，组织后援队，参加后方的援军活动。同时发表《上海事件紧急宣言》，提出了十六项反蒋抗日主张。一九三三年春，日军进犯察东，冯玉祥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对此，临时行动委员会除事先与冯玉样的代表商定“武装抗日”外，还及时派遣一批成员，参加了战斗。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在酝酿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运动期间，临时行动委员会是主要的策动者与参加者之一，并提出了“联共”的建议。十一月二十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黄琪翔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汇集在福建的成员一百余人，均分别在各级政府中，以及行政工作、军事工作和群众工作中担任了一定的职务。马鸿兴还在闽西以连城为中心，拥有一支二千余人的武装部队。福建人民政府的《人民权利宣言》发表后，《大公报》十一月二十二日社评说：“观前日大会通过之纲领，显以第三党之主张占十之八九，是目下闽局，实在第三党支配之下。”可见，临时行动委员会参加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在政治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后，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成员从四面八方到达福建的日益增多，组织不断壮大，工作相当活跃，以致引起了陈铭枢的嫉忌。当时，陈铭枢一面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一面对临时行动委员会施加压力，逼其解散。蔡廷锴目击现状，感到不安，力劝黄琪翔“以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为重，免负分家的政治责任”。因此，黄琪翔召集在榕成员征求意见，多数表示反对。经反复磋商，在李济深、陈铭枢等所有的国民党员联名声明脱离国民党之后，临时行动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中央干部委员会”名义在福州《人民日报》上登出了《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启事》（策略地不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声明“解散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之原有组织，一致参加生产人民革命运动”。“生产人民党”匆匆组成，实际上无所作为，随着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也就无形中解体了。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以黄琪翔为首的参加福建事变的成员，大多数先后从福建到达香港，一致提出了恢复组织的要求。一九三四年二月间，经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郭冠杰、丘哲等在香港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决定否认《解散启事》，恢复组织，按邓演达的纲领继续战斗。为了缩小目标，分散敌人的注意力，采取了“各路分兵”的办法，分别在国内外进行活动：黄琪翔、谢树英、万灿等去德国，章伯钧、何世琨、郭冠杰、李士豪等赴日本，漆琪生等回上海，周惠生、王一帆等到北平，李伯球等留广州。以香港作为联络点，由彭泽民、丘哲等留守，与各方面保持联系。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临时行动委员会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