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上）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30日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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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推行媚日卖国政策。在此民族危机日深之际，先后到达日本的章伯钧、何世琨、李伯球、李士豪等，借避暑在伊东井子头公园集会，就如何重振组织、发动反蒋抗日等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力量，但也还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这就是我们要重振组织的目的。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照亮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前途，激发起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章伯钧等深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乃一致催章伯钧返回香港，准备重振组织，参加抗日民族阵线。黄琪翔也从德国复信表示赞成，并提出“共产党是斗争的
一九三五年秋，章伯钧到香港与彭泽民、丘哲、郭冠杰等会商，一致认为：我当向有社会基础和工作基础，抗日救国，应急起行动，本着过去精神，重振组织。十月下旬，张云川、郭翘然、李士豪、李伯球等先后从华北、华南、日本到达香港，同时在香港吸收彭泽湘等入党，共同探讨了重振组织的具体问题，提出：（一）相应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同共产党合作，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二）党的名称需要改变。新的名称，既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又要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以民族解放为己任；还要照顾到历史传统，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宜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三）党的纲领，仍以邓演达时代的纲领作为基本纲领。但须根据新的历史任务，作适当修改，主要是将反帝的内容，重点突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平民政权的口号，改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口号；将对共产党的批评，全部删除。总的精神是团结全国，对日作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四）党的指导思想，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上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即着手筹备召开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钓、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李伯球、张云川、李士豪、郭翘然、杨逸棠等二十余人。会议决议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选出了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丘哲、郭冠杰、张云川、李士豪、李伯球、陈卓凡、杨逸棠、郭翘然、杜冰坡（据何世琨回忆，还有季方、罗任一、何世琨、杨清源、连瑞琦、庄明远）十九人当选为委员；推定黄琪翔为总书记，彭泽湘为组织委员会书记，章伯钧为宣传委员会书记，丘哲为财务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为总务委员会书记，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书记；决定以北平、上海、广州为据点，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大力恢复和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标志着党的历史的转折。即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走上了新的里程。更重要的是完成了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历史的事实说明：在邓演达时期，虽然曾主动地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这种“联合战线”，实际上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联合的对象，没有认识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且也由于李立三、王明相继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邓演达的愿望没有被理睬。邓演达殉难以后，中国的内忧外患有加无已，邓演达留下的组织为了继续革命，反蒋抗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曾把希望寄托于十九路军，组织了“义勇团”和“后援队”参加抗战，但很快就失败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同盟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又以为抗日有望，派出以张云川、周惠生为首的一批华北成员北上抗日，很快又失败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积极参与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人民政府，定了国号和国旗，并希望建立一个新局面，不久还是失败了。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通过遵义会议，奇迹般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这些都促使革命的有志之士在曲折的道路上去不断思索，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深认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决议“以反蒋联共抗日为党的总方针，以马列主义为党的思想武器”，就是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做出的。所以，当时所提出的“联共”，“同共产党合作”，是在充满矛盾斗争的革命实践中，有其心领的特殊含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正是同中国共产党有了这样的合作，解放行动委员会自此尽管仍然受到国民党的不断压制和打击，却一直是在斗争中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中央机关设在香港跑马地。为了指导全党的工作，编印了《政治通讯》和《工作通讯》等油印品，由总通讯员秘密送往华北、华东和华南各地组织。
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告同志书》，是一个重振组织的文告，是在中国最先响应中共《八一宜言》的一个宣言。它宣称：“我们思想上的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现实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是在这样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上，同共产党合作，共同奋斗的。它说，现代中国革命的负担者，是工农劳苦大众，所以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究竟如何转变，只有当时国内外斗争的实际状况，才能决定。文章对重振组织的问题作了说明后，提出了组织反日阵线的建议，说“中国反帝民族革命战争，应自对日宣战开始”；主张“成立临时政府，主持对日作战事宜”；呼吁“一切的革命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导机关。”
《临时行动纲领》是解放行动委员会为适应抗日形势，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一个临时性的纲领。它指出：“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工农平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发动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是对日作战。《纲领》在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现实问题”作了揭露和抨击之后说，中国现时农村问题的核心，乃是土地问题，要使中国人民能得到解放，首先必须有农民自己动手，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民族革命的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土地革命与反帝战争是绝对不可分离的。
《纲领》声明： “承认苏维埃是其现有区域的政权形式”，要同“红军与全国反帝的军队和人民取一致的行动，共同对日作战”；主张恢复联俄政策；召集全国人民非常代表大会，成立人民会议，作为全国政治最高指挥机关。
一九三五年底至一九三六年初，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继续蓬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侵华派的广田弘毅起而组阁。针对当时的形势，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危亡的惨祸愈烈，为期愈速”，“国内任何矛盾，都大不过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呼吁“集中全国一切力量，发动反日战争”。并提出了组织反日阵线的具体主张：第一、各党派应该公开承认，对他们在反日以外之一切政治主张，均容其各自保留，不得干涉。第二、各党派各社团应迅速推定负责人相互交换意见，成立临时圆桌会议，策划反日阵线。这个《宣言》的发表，是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进一步具体化，表明了迫切要求抗日的愿望和决心。是解放行动委员会历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
一次临代会议以后，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下，各地组织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华北区在北平成立华北局，领导重建了北平、天津、山东、河北、绥远等省市委员会或支部，在青年和工人、农民、爱国军人中开展活动，成立了各种学生救亡组织和工人、农民组织，创办了《草原》、《妇女知识》、《大学文艺》等月刊。并在冀南豫北一带组织农民，集中枪支，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做准备。在华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北平市的青年运动特别活跃，拥有成员和所联系的骨干三百余人，除开展各种救亡活动外，还参加了“一二·九”的游行和宣传，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华东区在上海成立了华东的领导机构，首先恢复了上海市组织。并向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分别派出干部，准备联系成员，恢复组织，建立机构，开展工作。当时华东区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在上海，工作对象着重于学生和工人。通过开展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吸收和联系了学生、工人五六千人，成立了青运和工运两个工作组，领导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并创办了《铁掌》期刊，宣传抗日救国。为了积极准备抗日，在军事方面也着手进行工作，同河南、福建的一些地方团队，初步建立了联系。
华南区的组织活动，主要集中在广东，由中央直接领导开展工作。当时，一方面是大力开展青年运动，建立了秘密的外国组织“青年联络点”，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期刊《南方青年》、《南针》，发动青年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和反日游行等等；一方面是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并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少量的农民武装，为参加抗日战争做准备。
在日本，一九三四年先后到达东京的成员有章伯钧、何世琨、李士豪、李伯球等十余人，分为三个小组，坚持每周一次的组织生活，并陆续发展了新的成员。一九三六年夏，由李述中等负责正式成立了东京支部，在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开展活动：以“反蒋抗日”为号召，在留日学生中继续发展组织；竖持抗日主张，同亲国民党分子进行面对面斗争；广泛联系群众，组织各种会社，进行反蒋抗日的讨论和宣传。还通过会社发动留日学生，对日本文部省利用“庚款”培植亲日学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一九三七年初，中日矛盾更加激化，东京支部的成员纷纷离日回国，准备参加抗战；启程较晚的则遭到日本当局的逮辅，一直关押到南京失守的前一天，才被“驱逐出境”，回到祖国。
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正确政策，使要求抗日救国的各方面力量迅速团结。为了早日实现抗日，一九三六年上半年，解放行动委员会先后以章伯钧、陈济棠等所联合发动的反蒋抗日的“六一”事变，并在南宁召开的各党派团体的联席会议上，章伯钧等一再发言强调：“立即组成反蒋政府，发动抗日战争。”直到两广事变被蒋介石瓦解后，章伯钧等才离开南宁。
一九三六年七月，蒋介石由于国内外矛盾的逼迫，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现了对日态度的某些改变。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提出对蒋的政策，应从“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十月间，黄琪翔从德国回到香港，同章伯钧、彭泽民、彭泽湘、丘哲、李伯球、杨逸棠、郭冠杰等中央负责人着重研究了对时局的意见。认为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推动联合，进行抗战。在目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有了分裂，共产党发出了联合抗日的号召，我们在国民党中间进行促进工作，对推动联合是有裨益的。通过这次会议，在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领导层中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从思想到行动上开始了由“抗日反蒋”道“逼蒋抗日”的转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解放行动委员会派罗任一与张学良见面，共同就联合抗日的问题多次进行商谈。一九三七年六月，彭泽民代表解放行动委员会发出了《致全国各界领袖书》，村粗国民党当局“早定国是，予人民以共同努力之具体救亡方针”；提出“民主政治必须迅速确立”、“各政党必须平等合作”，“国民代表大会之召开应以民主主义为原则”， “立即释放全国政冶犯及终止障碍民权发展之防范工作于一切紧急条例”，等等。
一九三七年六月间，彭泽湘到北平进行抗日联合战线的活动。毛泽东通过李锡九邀彭去延安，同彭作了三四个晚上的长谈，主要谈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次邀谈，是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深切关怀和有力支持。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促进国内的统一和团结，政治上以联共为基础，采取了同国民党合作的形式，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政府”，承认蒋介石为“抗战领袖”，通知全党积极开展一切抗日活动，并尽量争取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七月十日，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关于实行民主政治，武装民众抗日，实现战时计划经济，释放除汉奸在外的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政治主张。由于这些主张与蒋介石的片面抗战路线相抵触，遭到蒋的恼恨。所以，七月十七日蒋在庐山召开的谈话会和八月间在南京成立的国防参议会，唯独将解放行动委员会排斥在外。当李济深建议邀请“第三党”时，蒋介石还说什么“邓演达已经被杀了，第三党已不存在”。
抗日战争一爆发，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活动随之转入战时状态。在华北，北平成立了“华北青年抗日会”，天津成立了“中华抗日同盟会”，组织成员和群众，在北平、丰台、天津一带开展抗日工作。平、津沦陷后，当地成员除深入学生、工人和居民中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外，北平负责人王守先（民先队员）还与“民先”合作，在涿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对日寇进行骚扰。是年冬季，王守先在北平被日本宪兵逮捕，受尽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卒被敌人拔去十个指甲，放出狼犬将他活活咬死，壮烈殉国。同时，从北平撤出的部分干部，分别到新乡、磁县、邯郸等地组织群众，成立了“抗日游击纵队”，人枪三千余，在豫北和漳河两岸的林县、临漳、大名、成安一带进行活动，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八年春，被日寇包围击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