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下）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30日 15:45
分享：
在华东，“八·一三”淞沪抗战中，黄琪翔担任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直接参与了这次战役的指挥。解放行动委员会有一批干部参加了部队，在前线同敌人奋战。裘朝慎在战斗中为国捐躯，血洒沙场。京、沪失守后，季方进人华东敌后，任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联络和组织地方武装，进行抗日。随后，苏北解放区日渐扩大，季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担任军政领导职务，在解放区军民粉碎敌伪清乡扫荡的战斗中，做出了贡献。一九三八年初，解放行动委员会为开展沦陷区的抗日斗争，在安徽潜山成立了“游击第一支队”，人枪百余。在桐城发动群众，收集枪支，建立了百余人枪的“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他们提出“向鬼子要枪要粮，保卫家乡的口号，白天堵击过往的敌人，夜间袭击敌营，给敌人以防不胜防的打击。后来有的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有的因不能坚持而解散。
在华南，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广东的组织活动进一步深入到青年、农民、妇女和华侨当中，出版了《抗日青午》、《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华侨》等刊物，宣传鼓动抗日。在广州成立了“抗战青年团”，团结各方面的抗日力量，拥有团员千余人。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曾发动群众五百多人参加广州各界人民的游行示威，在群众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农村工作方面，成立了“乡村抗敌工作服务团”，通过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征集武器，准备建立游击武装。广州沦陷后，集中农民数百人，建立了“民众抗日游击支队”，在粤北的新丰、佛岗、英德一带和广州地区的番禺、增城、龙门、从化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游击队的干部李义荣，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壮烈牺牲。
一九三七年冬，解放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彭泽湘等分别由南京、香港到达武汉，从华北、华东撤退下来的许多干部和成员也纷纷到武汉集中，在武汉成立了“临时工作组”，推动成员深入到工人、学生和海员中，开展抗敌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工作。并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创办了《抗战行动》旬刊，以“发挥纯正的民意，抒陈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政见”。出刊之前，国民党蓄意刁难，迟迟不予登记。当时，陈诚还奉蒋介石之命，要求章伯钧取消组织，合组三民主义青年团。接着陈公博又逼彭泽湘提出取消组织的交换条件。章、彭均断然拒绝。彭泽民亦因联络冯玉祥、李烈钧、王造时、李公朴等极力谋求实行民主改革，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排斥。彭愤然返回香港，创办《抗战华侨》，向海外侨胞宣传考日。日军侵占香港后，彭泽民两度被捕入狱，惨遭毒打折磨。他始终大节凌然，毫不动摇，保全了中华民族气节。
在武汉期间，解放行动委员会虽然在形式上己取得半合法地位，实际上却处处遭到国民党的歧视与压制。当时武汉的群众抗日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非常活跃，新华书店、新知书店门庭若市，中共的书刊和文件大量出售，影响极大，武装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头脑，及时解答了群众在抗日运动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从思想上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共的周围。而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却散布了许多“抗战必亡”的谬论，多方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和热情。这些都使解放行动委员会受到了深刻的教训，认识到“政治上没有什幺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工农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共产党”。此时，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合件，由章伯钧、彭泽湘同周恩来、王明分别代表两党在武汉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回顾了过去两党之间的关系，一致表示今后应密切合作，共同战斗。这次会谈，意义非常深远，使解放行动委员会受到了教育和鼓舞，为以后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打下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基础。
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解效行动委员会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党的地位有了新的变化，为了统一党的思想，巩固党的基础，充分发挥党在抗战时期的作用，在武汉筹备召开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筹备工作主要是：（一）起草党的纲领，提出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确定新的党纲以“竖持抗战，实行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改善人民生活”为重点，不再提“反反蒋”和“土地革命”的主张。（二）强调组织人民自卫武装，起草《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三）商定出席会议的人选。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第二次临时代表会会议（后改称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在汉口旋宫饭店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湘、张云川、何世坤、李士豪、王一帆。李伯球、丘哲等三十余人。会上通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除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选出的十九名临时执行委员全部保留外，增选王一帆、陈其媛、王寄一、朱代杰、邹静陶、唐午园留名临时执行委员，由二十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央负责人均暂时不定职称，推定章伯钧为总联络人（黄琪翔总书记被蒋介石指名加入国民党，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不便公开身份和公开主持党务）；决定全国地方组织分为后方组织和沦陷区组织两个方面，后方组织应配合全国抗战，积极加强活动；沦陷区组织凡能保留的，应尽力保留下来，坚持工作。
二次临代会后，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关设在汉口华中里六十二号。四月间创办了中央机关报《前进日报》，宣传抗战与民主，强调“要民主才能团结，要团结才能胜利”。为了贯彻二次临代会议的精神，凡有条件开展工作的省区，如江西、广东、浙江等省，均派出了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分别到当地坚持工作。
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分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对于抗战，首先提出要实行全面抗战，认为抗战是包括一切人民的利益，除极少数汉奸外，这是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的全面抗战，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其次提出要坚持长期的持久抗战，认为最后胜利的获得，必须忍受长期痛苦，集中全国物力人力，运用自己的优长，攻击敌人的弱点，作长期的抗战。
《纲领》梅出：实现全面的持久的抗战，必须改革政治方针，实现民主政治。革除官僚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战时生产，政革财政政策，施行战时教育，加强民族团结。
解放行动委员会按照自己的纲领，在抗战第一阶段，主要是为坚持抗战与实行民主而斗争。在武汉期间，蒋介石曾几次约见章伯钧和彭泽湘，交换所谓对时局和成立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交谈中话不投机，各说各的道理，没有任何结果。章伯钧等提出彭泽民、彭泽湘、章伯钧三人为国民参政员，因遭汪精卫反对，结果只发表章伯钧一人为第一届国民参政员。当时，解放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围绕抗战与民主问题，发表了很多文章和谈话，要求迅速确立全国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设立民意机关；提出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及组织武装抗日的自由，确定国民党对政府及各党派的法律关系。对于《抗战建国纲领》和《国民参政会的组织条例》，也分别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希望和批评。在第一届历次的国民参政会上；章伯钧还针对时弊，提出了结束党治，立施宪政，改革政治等提案。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由于力不从心，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战区的战略进攻，而将其主力转向解放区战场，抗战相持阶段的局面开始了。同年十一月，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向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从此，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国民党在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同时，对解放行动委员会也进一步施展了消灭异己的手法。例如：陈诚在重庆请丘哲到家做客，劝丘哲脱离解放行动委员会。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竟悍然将章伯钧排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之外。蒋介石还传话要禁止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政治活动，说他准备拨款划地，由“第三党”主持进行实验工作，组织生产，等等。面临这些又逼又压的花招，解放行动委员会都没有屈服。
对待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分裂投降政策，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提出了“竖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一九四○年三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中国共产党这一系列正确的方针、策略，有效地克服了几次濒于全面分裂的危险，也为解放行动委员会指明了斗争的方向，鼓舞了斗争的士气，增强了斗争的信心。于是派章伯钧、丘哲为代表，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正式谈判，向中国共产党表明了合作的诚意，并要求中共对其纲领、组织、宣传及经济予以切实援助。周恩来等表示极端赞同，愿予种种协助。从而解放行动委员会进一步靠拢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斗争的中心是反对国民党的分裂投降活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解放行动委员会立即发表了《声讨汪兆铭通敌卖国》的通电，指出“汪精卫之公开叛国，实为其过去行为发展之必然结果”，并强调“汪精卫的党羽，潜伏各处尚不在少数，后患堪虞，不容姑息，应彻查缉办，以期除恶务尽”，“还有那些动摇妥协，投机取巧的分子，也必须彻底肃清，才能保证抗战革命政策之实现，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揭露蒋介石的暴行，在国内公正舆论受到严重压制的情况下，彭泽民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在香港联名写信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告诫蒋介石“共产党的势力是不能人工加以消灭的”，应“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势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使抗战基础，安知磐石”。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的斗争中，解放行动委员会表现了积极的态度，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第三党是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解放行动委员会由于许多地方组织己陷于敌占区，由于国民党的种种压迫和打击，组织活动受到限制，有的已经停顿。当时，在沦陷区尚能坚持活动的，较好的有广东、江西，其次是浙江、北平。后一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在四川的重庆和成都。武汉撤退后，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多数负责人和大批干部，先后到达重庆，以半山新村三号作为中央的联络点。当时随着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化，反映在党内，意见分歧也越来越明显。主要是彭泽湘等在同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彭泽湘的主张是要“超然的中立”。到一九四○年秋，彭泽湘终于脱离了党的组织，随他而去的走了一批人。为了巩固和加强党的组织，当时在重庆进行了一次整党，党员均须填写“登记表”和重新宣誓，新的誓词要求“保证为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争取社会主义而奋斗到底”。并先后吸收了王深、郭则沉、严信民、韩卓儒、杨子恒等一批骨干参加组织。
抗战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解放行动委员会总的说来是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不断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严正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一）对于抗战问题。认为“抗日战争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中国必须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呼吁全国人民拥护抗战到底，“虽战至一兵一卒，剩最后一寸土地，还是要抗战而至争得最后胜利为止”；“要反对动摇犹豫分子妨碍抗战的一切企图”。（二）对于民主问题，指出“抗战与民主政治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整个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认为民主政治的标志，是“政治机构彻底政革到最下层去，民主精神普遍在全国各地树立起来，民众组织与言论自由达到应有的程度，民众自卫的战斗力量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三）对于团结问题。强调“抗战是各党派一个联合的抗战，断不是一党所能包办的”；指出“统一联合战线的形成，并不是党派的消灭或解体，各党派组织力置的增强增大，不是政府统一领导的力量的分散或削弱”；“一切党派在平等的地位上与当权的政党取得政治上的联盟，才算完整的联合战线”。（四）对于中共问题。认定“共产党是抗战与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在世界民主国家共产党的组织都有法理上的地位，中国不容独异。在当前抗战阵线中，共产党是同样效忠国家，为民服务，参加抗战，没有特殊标榜反共的理由”。（五）对于外交问题。坚决主张联苏，指出“英美的援助与苏联的援助；决不能等量齐观。英美的援助断不是站在中华民族利益前提下的举动，只有苏联的援助，才有革命的意义”。
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中国政局已经紧张到国共濒于分裂，中国内部明显地将走向内战，并引至对日投降的地步。当时，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人士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章伯钧、丘哲等亦正向各方建议组织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大家会商后意见相通，经几次座谈，于一九四一年二月间，决定由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乡建社、职教社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改称“中国民主同盟”）。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参与筹组“民盟”，目的是“团结各中间党派，一则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民盟在重庆正式成立。大会选出的十三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章伯钧和丘哲，章伯钧并当选为五名中常委之一，负责组织部门的工作。民盟成立后，解放行动委员会作为一个政党参加联盟，工作的重点即置于民盟。这种情况，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才逐渐改变。
在民盟的三党三派中，解放行动委员会是历史较长的政党之一，有一定的社会联系、组织基础和干部班底，对民盟的组织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如民盟当时的华北组织、西北组织、西南组织、东南组织的建立，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不少干部都积极参与筹创，做出了成绩。
民盟成立之后，内部情况比较复杂，国共两党的斗争，也反映到民盟内部政治上存在左中右的分野，一开始就有斗争。主要是同青年党和国社党的斗争，愈演愈烈，一直到以后把它们清除出盟。在盟内斗争中，解放行动委员会始终同救国会等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坚持了比较正确的立场，发挥了支柱的作用”，为民盟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初，国内外形势已明显地展现出了抗战已逼近最后胜利；如何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已经提上中国人民的议事日程。一月间，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立即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着手进行”。但国民党却坚持要召开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这是当时国共谈判的中心议题，也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在这场大辩论大争斗中，解放行动委员会完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并为配合斗争，于二月间创办了《中华论坛》半月刊，旨在“站在人民的地位，为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的彻底完成，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前途，努力尽责”。《中华沦坛》出刊后，党内外的人士踊跃投稿，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对于发扬民气伸张正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它严正地警告国民党当局：“国共问题是一个重大的事实的关键，假如不能取得共产党的赞同，问题的严重性将如何？若不识时务，固执意气，徒以革命的言词，表现姿态，我们就要请问，今天有革命力量的是在哪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