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工民主党自成立以来，经历艰难曲折、不断发展的道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酝酿组党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反共、“清党”之后，武汉的形势日益险恶，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出现严重的危机。5、6月间，武汉政府一部分坚持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并拟议组织新党，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组党之议伊始，汪精卫于7月间继蒋介石之后背叛革命，实行“分共”，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1927年11月，宋庆龄、邓演达等人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号召在孙中山精神领导下，团结被压迫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一切反动仇敌进行斗争。在《莫斯科宣言》影响下，国内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脱离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以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朱蕴山、郑太朴、李世璋、季方、邓初民、马哲民等数十人，于1928年初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草拟了《党纲》、《政纲》，并先后在上海、江西、北平、天津、四川、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主要在大中学校发展组织，成员有千余人。出版《突击》、《灯塔》周刊，宣传反帝反蒋。从1928年初至1930年春，党处于萌芽状态，没有正式建立组织。外界则以“第三党”称之。
二、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统治；同时，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开辟革命根据地，举起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大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他回国后，即开始了紧张的组建新党的工作，着手讨论制定党的纲领，积极联络同志，筹建党的中央机构。经反复争议，多数同志同意新党的名称仍为《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个省区的代表30多人。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会议选举邓演达、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郑太朴、罗任一、朱蕴山、李世璋、丘哲、郭冠杰等25人为中央干部会干事，推举邓演达为总干事；决定了中央机关各职能部门的名称和负责人，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爱麦虞限路159号。8月10日，中央干部会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
一干会议以后，陆续建立了一些地方组织。中央区：包括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五省市；北方区：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西安、兰州、绥远、察哈尔等九省市；南方区：包括广东、福建、江苏、湖南、湖北、四川六省和香港地区。成员有两千余人，主要是文教界人士和青年学生，还有一些军政人员和工人农民。临时行动委员会大力开展了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和《革命行动日报》，并拟定了以江西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计划，为从军事上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做准备。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因叛徒出卖而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杀害。邓演达被捕给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带来极大影响。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武装起义计划亦未能付诸实施。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卖国残民的嘴脸更加暴露。此时，正是临时行动委员会处境极为困难的时候。但党的干部和成员没有屈服，他们重振组织，继续战斗，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纲领，积极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特别是1933年下半年，积极策动和参加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旨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写下了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抗战民主团结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国民党政府却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把大片国土拱手相让。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和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深受鼓舞，他们认识到：要革命，就要联合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革命的力量，斗争的主力，但也还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确定了“抗日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一切应该服从抗日”的原则。依据上述原则，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35年11月10日在九龙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等二十余人，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会议集中讨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及恢复党的组织问题，从而使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选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19人，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会议通过的《告同志书》确定以“抗日、联合、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决定在北平、上海、广州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领导有关省市迅速恢复和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关设在香港跑马地。
193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各地的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局，重建了北平、天津、山东、河北、绥远等省市组织。在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和军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并在冀南和豫北地区组织农民筹集武器。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式成立了千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同日寇进行斗争。上海的华东局首先恢复了上海市的组织，同时向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派出干部，建立组织机构，开展救亡工作。抗战初期，在安徽建立的游击第一支队和皖中人民抗日义勇军，经常对日寇进行堵击和偷袭。华南区的组织活动，由中央直接领导，主要集中在广东，在青年学生和农民中进行工作，在一些地方准备建立武装。抗战初期，成立了数百人的民众抗日游击队，在粤北，大鹏湾和广州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各方面的抗日救国力量迅速团结起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与策动了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提出了“立即组成反蒋政府，发动抗日战争”的政策，彭泽民发表了《致全国各界领袖书》，呼吁共同敦促“中枢当局早定国是，予人民以共同努力之具体救亡方针。”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政治上以“联共”为基础，与国民党实行合作，于7月10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武装民众抗日、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等八项主张。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黄琪翔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直接参与了战斗指挥。一批干部参加了抗日部队，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1937年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及从华北华东撤退下来的许多干部和成员，纷纷到达武汉，成立了“临时工作组”，推动成员深入到工人、学生和海员中，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工作。在武汉期间，党的组织虽然在形式上取得半合法地位，实际上却处处受国民党的歧视与压制。在斗争的实践中，党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党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共产党。”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由章伯钧、彭泽湘和周恩来、王明分别代表两党在武汉举行会议。回顾了过去两党之间的关系，表示今后密切合作，共同战斗。这次会议意义深远，为以后进一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打下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为统一全党的认识，发挥抗战时期党的作用，1938年3月1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后称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湘、丘哲、张云川、李士豪、何世琨等30余人。会议通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提出实行全面抗战，坚持持久抗战，改革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民族团结。会议还通过了《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由二十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推定章伯钧为总联络人。会议决定全国地方组织分为“后方组织”和“沦陷区组织”两类，各自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中央机关设在汉口华中里66号。1938年2月1日，《抗战行动》（旬刊）创办，它是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以宣传抗日和民主为其主要内容。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对各抗日党派也采取了排斥、消灭异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方针策略，坚持反对投降和分裂活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带动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投入了民主宪政运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施宪政，积极推动国共两党之间的所有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1940年，章伯钧、丘哲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重庆进行谈判，表明合作诚意，并要求中共给予帮助。周恩来等表示同意。党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半山新村3号是抗战时期中央机关的联络点。
1941年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为“团结中间党派，抗拒国民党的打击，同共产党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参与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从此把工作重点放在盟内，与其他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在组织建设和政治斗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民盟中的骨干。
1945年初，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着手进行”的主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表示完全支持，并于2月创办了《中华论坛》（半月刊），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民族矛盾的解决，和平建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积极响应，发表了《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呼吁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制止内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军队和政权问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政协会议达成的五项决议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因此，一旦蒋介石集团以为时机成熟，便撕毁了政协各项决议，命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挑起了反人民的全面内战。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一手包办的 “国民大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鼓励下，多次发表反对“国大”的声明，并拒绝参加“国大”。决心“要继续同共产党亲密合作，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关于1946年6月由重庆迁到上海。地方组织如上海、南京、浙江、江西、广东、四川等省市，也陆续恢复和整理，重新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斗争。
四、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7年初，由于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坚持内战政策，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担负起历史的使命，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丘哲、郭则沉、严信民等数十人。会议通过了章伯钧的《党务报告》，决定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会议通过了党的章程，决议以一干会议通过的《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党的路线是“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参加和支持民盟”。党的基本方针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会议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候补委员9人，章伯钧为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0人，候补委员5人，彭泽民为主席。会议发表了《宣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
四干会议以后，农工党大力进行了组织的整顿和发展，陆续在上海、北平、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江苏、南京、四川、重庆、汉口、广西、湖南、山东、台湾、港九等省市和地区，包括一些县城，整顿和建立了地方组织；在云南、贵州和西藏地区建立了个别联系。有些地方组织同中共当地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在他们指导帮助下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发动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各种反蒋反美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强令民盟解散，并加紧迫害民主势力，农工党与民盟的工作被迫完全转入地下。11月，章伯钧等先后离开上海去香港，党的中央机关也随之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各派民主力量在中共领导下重新集结。农工党同各民主党派联合或单独发表《声明》和《宣言》，反对美蒋反动派的倒行逆施。1948年9月，农工党在香港举行中央扩大会议，批判了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中间路线”，强调“我们与中共不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友，而且是建设新中国的长期合作者。”号召全党在国统区“放手发动人民参加武装，组织武装，在武装斗争中尊重中共战友，在其统一指挥下巩固合作。”为配合解放战争，加速革命胜利步伐，农工党从1948年起在中共领导下，加强了军事工作，主要是利用同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协助中共搜集军事情报以及在蒋军中开展策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事力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1949年2月，农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大力开展工作，迎接全国解放的指示》，各地组织积极贯彻执行，开展了“三护”（护厂、护校、护仓），“三保”（保产、保资、保物），“三支”（为解放军修路修桥、筹粮筹草、送伞送鞋），“三劝”（劝工商业者不要迁往香港、劝国民党军政人员不去台湾、劝中上层职员坚守岗位）的活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稳定人心等作出了较大成绩。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农工民主党与其他民主党派暨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通电响应。自9月起，农工党主要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民等陆续从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农工党同其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章伯钧、彭泽民、丘哲等参加了第一次会议。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农工党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在大会上发言，拥护大会提出的三个文件，全面总结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经验，表示“要立下宏愿，要永远跟随着共产党，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至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1949年10月，农工党中央机关迁到北京辛寺胡同14号（后改为辛安里66号）。
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从此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开始了新的里程。
1949年11月，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的《政治决议》明确规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政协《共同纲领》为党的行动领纲。《五干会议宣言》认为，农工党在“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总路线上”，“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而且终于正确地、坚决地走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旗帜之下”，表示今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团结全党同志，努力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努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1949年至1951年，农工党按五干会议精神，全面整顿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15个省市和地区组织，57 个省辖县市组织，核准登记的党员共1658人。结合整党，各级各地组织推动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理论学习与改造思想相结合。中央还创办了刊物《学习通讯》，指导学习。1950年11月4日，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发表了关于抗美援朝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号召成员为抗美援朝积极参军，捐钱捐物。1950年6月，章伯钧等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各民主党派参加土地改革的建议案》获得通过。全党一大批成员参加了土改，并在其中得到了锻炼。1951年，随着全国镇反运动的展开，农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结合整党进行全面清查工作。
1951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干部会议，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决定合并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为中央委员会，推选章伯钧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副主席。并由15位中央委员组成了中央执行局。六干会议决议“以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提倡和推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作为当前党的三大中心任务。”“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联系和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从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和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去发现、培养、吸引小资产阶级中的积极分子，在大中城市中发展公教人员、专家和技术人员。”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于是年2月农工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出决议：“扩大对中上层知识分子的团结，并以医药卫生界人士为联系和发展的重点，积极吸引医药卫生工作者参加组织。”1956年，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半月刊）出版创刊号。
1957年6月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由于这场斗争被严重扩大化，党内一大批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后果十分严重。反右结束后，全党进行了一般性整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大成员加深了对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识，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1958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中国农工民主党根据六干会议决议，把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干部会议”改称“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中央委员48人，候补委员17人，推选季方为中央主席团主席。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农工党基本上停止了发展组织，主要是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推动成员学习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做好岗位工作。1960年7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决议。各级组织普遍采用了“神仙会”方式和“三自三不”（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原则，收到了一定效果。1961年，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改为《前进》（月刊）。1962年12月，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全党认真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对于推动和帮助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认清形势，明确方向，调动为社会主义服务和加强思想改造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66年8月至1976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农工民主党各级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广大干部和成员遭受残酷迫害，活动被迫停止，长达十年之久。
1977年12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正式恢复活动。各级组织开始恢复整顿，组织成员学习中共和政府的重大方针和重要文件，摆脱“左”的影响，协助有关部门落实政策，为成员的冤假错案平反，并积极参加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努力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